我知道，这个时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抗是徒劳的。看他说得那样胸有成竹，我只好颤抖着双腿，半信半疑跟在他身后，排在未被检查过的那一字长蛇阵后面。天似黑未黑，很多人都急着回去过除夕，再加上周围此起彼伏的鞭竹声，等待检查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个个牢骚满腹。
“我靠他妈的，大过年的，却天天都要查！”
“就过年才查你，不查你他们拿什么过年？”
“抓了多少人？刚刚警车又拉走一车，现在己经取消收容谴送，听说直接带派出所了。”
“不知道，反正赚得不少，每人200元呢。”
“厂里扣了我们暂住证费怎么不把暂住证发下来？”
“听说是他们和厂里老板合伙分了。”
“上面总说取消暂住证，可一天都没取消过，孙志刚白死了。”
可牢骚终归是牢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连那些被查到的，还只是用细若蚊虫的声音抱怨几句，然后乖乖地站在一边等候发落。
被查的人如果人跑了，治安员就被拿着铁棍追，追上就劈头盖脸地打，然后不问三七二十一拥进猪笼车；如果不跑，治安员们也并不凶神恶煞，冷漠而懒散，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我实在不明白，这和明火执仗的抢劫有何区别？
这时，又有一个年龄稍大的打工妹被扣住了，年龄稍大只是相对大多数打工妹而言，其实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她哭着哀求：“这里还有小孩等着吃奶呢，让我回去吧。”
两人治安员还是粗暴地把她送上了“猪笼车”，据说这种车是所谓的“五十铃”，但很多人都叫“猪笼车”。
查我的是一个高大壮实的治安员，我赶紧讨好地将厂牌递过去，他翻来覆去的看着，大约感到没油水可捞了，一脸不耐地挥手让我过去了。我如获大赦一般，刚想拔腿跑掉，赵震却在后面小声提醒：“不要跑，你跑了他们不以为你厂牌是假的，做贼心虚呢。”
我脚步一时没收稳，差点儿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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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安全后我才敢回头，查暂住证的路口再次乱成一团，叫骂声和拍打声响成一片，不知哪个倒霉鬼又被打倒在治安员的铁棍之下了？
我问赵震：“刚才听后面人说起孙志刚？孙志刚是谁？”
赵震想了想说：“好象是一个大学生，2003年底在东莞被抓，送到收容谴送站被活活打死了。”
我点点头：“怪不得呢，我那时候正好回家，所以不知道。”
他难过地说：“知道又有什么用？其实因为没有办暂住证被活活打死的何止是孙志刚一个人？只不过因为孙志刚是大学生，又正好被报道出来罢了。那没被报道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前几年深圳暂住证查得最厉害的时候，装人的‘猪笼车’半路起火，整整一车五六十个人都被活活烧死了，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老乡，那年他才刚刚20岁，都白死了。”
我叹了一口气，离乡背井，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打工的路上，到底还有多少人生的磨难和岁月的风霜啊？
很快到了出租屋，果然，小小的房间内挤满了一屋子的人，热闹非凡。我立刻认出一个头发掉得看见头皮的中年女人，她叫汤燕英，是我们车间的qc。其余的我虽然叫不出名字，但上下班经常见面，都很面熟。汤燕英亲热地把我拉到她身旁：“杨海燕，我认识你，舞跳得很好。”
我很羞愧，女孩子们也赶忙给我摆上一套碗筷，男孩们和赵震打趣：“你们真快啊，杨海燕才进厂几天啊？”
赵震赶紧声明只是偶尔遇到我，我冲他感激地一笑。
听说我们被查了暂住证，汤燕英愤愤不平地说：“真是吃饱了撑的！暂住证被查了一二十年了，治安越查越差。有这时间，去多抓几个小偷也是好的。”
一个瘦弱的男孩接话道：“听我一个做小偷的老乡说，小偷就是警察的长工，抓了再放，放了再抓，在这一抓一放之中，长工们的钞票就哗啦啦地流进了警察局的大门。”
他旁边一个年龄稍长的男人叹息道：“做小买卖也是长工，不仅是警察局的长工，还是工商局、税务局、城管的长工，我差点赔得连裤子都没有了。我现在不给他们打工了，又回来给资本家打工了，办暂住证的手续很麻烦。”
我对面一个看上去极精明的瘦高个子抢着说：“一点都不麻烦，深圳有很多照相馆都能代办暂住证，只要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了，一个星期就可以拿到。如果用别人的身份证真实资料，去办也能办。”
旁边一个清秀的小女孩怯怯地问：“这样的暂住证有用吗？”
“瘦高个”笑笑：“暂住证绝对是真的，你说有没有用？”
无论持何种态度，关于暂住证的问题，屋内几乎所有的人都深恶痛疾。但一个穿着黑夹克的男孩却笑嘻嘻地说：“你们这些人哪，怎么不想想，政府只让我们办暂住证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居住下来，才花那么一点钱就在这儿住一年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一想到这我就每天红光满面，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呢。”
他这样一说，刚才压抑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不知是谁拿出一串细细的、小小的鞭炮，在短暂的鞭炮声中，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仔打工妹拉热烈地围在了年夜饭的饭桌边。桌子是用几张木板和凳子七拼八凑成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